向晚琼筵勤劝酬
欢娱苦短不逾月
别来倏忽惊残秋
花自凋零吾不见
共怜福分几生修
小舅舅是我们这一代最欢迎的人,他最会讲故事,讲得有声有色。他有时讲吊死鬼的故事来吓唬我们,但是他讲得更多的是民族意识很浓厚的故事,什么洪承畴卖国啦,林则徐烧鸦片啦等等,都讲得慷慨淋漓,我们听过了往往兴奋得睡不着觉!他还拉我的父亲和父亲的同事们组织赛诗会,就是:在开会时大家议定了题目,限了韵,各人分头作诗,传观后评定等次,也预备了一些奖品,如扇子、笺纸之类。赛诗会总是晚上在我们书斋里举行,我们都坐在一边旁听。现在我只记得父亲作的《咏蟋蟀》一首,还不完全:
庭前……正花黄
床下高吟际小阳
笑尔专寻同种斗
争来名誉亦何香
还有《咏茅屋》一首,也只记得两句:
……
……
久处不须忧瓦解
雨余还得草根香
我记住了这些句子,还是因为小舅舅和我父亲开玩笑,说他作诗也解脱不了军人的本色。父亲也笑说:“诗言志嘛,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当然用词赶不上你们那么文雅了。”但是我体会到小舅舅的确很喜欢父亲的“军人本色”,我的舅舅们和父亲以及父亲的同事们在赛诗会后,往往还谈到深夜。那时我们都睡觉去了,也不知道他们都谈些什么。
小舅舅每次来过暑假,都带来一些书,有些书是不让我们看的,越是不让看,我们就越想看,哥哥们就怂恿我去偷,偷来看时,原来都是“天讨”之类的“同盟会”的宣传册子。我们偷偷地看了之后,又偷偷地赶紧送回原处。
一九一○年我的三弟谢为楫出世了。就在这之后不久,海军学校发生了风潮!
大概在这一年之前,那时的海军大臣载洵,到烟台海军学校视察过一次,回到北京,便从北京贵胄学堂派来了二十名满族学生,到海军学校学习。在一九一一年的春季运动会上,为着争夺一项锦标,一两年中蕴积的满汉学生之间的矛盾表面化了!这一场风潮闹得很凶,北京就派来了一个调查员郑汝成,来查办这个案件。他也是父亲的同学。他背地里告诉父亲,说是这几年来一直有人在北京告我父亲是“乱党”,并举海校学生中有许多同盟会员——其中就有萨镇冰老先生的侄子萨福昌……而且学校图书室订阅的,都是《民呼报》之类,替同盟会宣传的报纸为证等等,他劝我父亲立即辞职,免得落个“撤职查办”。父亲同意了,他的几位同事也和他一起递了辞呈。就在这一年的秋天,父亲恋恋不舍地告别了他所创办的海军学校和来送他的朋友、同事和学生,我也告别了我的耳鬓厮磨的大海,离开烟台,回到我的故乡福州去了!
这里,应该写上一段至今回忆起来仍使我心潮澎湃的插曲。振奋人心的辛亥革命在这年的十月十日发生了!我们在回到福州的中途,在上海虹口住了一个多月。我们每天都在抢着等着看报。报上以黎元洪将军(他也是父亲的同班同学,不过父亲学的是驾驶,他学的是管轮)署名从湖北武昌拍出的起义的电报(据说是饶汉祥先生的手笔),写得慷慨激昂,篇末都是以“黎元洪泣血叩”收尾。这时大家都纷纷捐款劳军,我记得我也把攒下的十块压岁钱,送到申报馆去捐献,收条的上款还写有“幼女谢婉莹君”字样。我把这张小小的收条,珍藏了好多年,现在,它当然也和如水的年光一同消逝了!
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清晨
我入了贝满中斋
我在北京闲居了半年,家里的大人们都没有提起我入学的事,似乎大家都在努力适应这陌生而古老的环境。我忍耐不住了,就在一个夏天的晚上,向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提出我要上学。那时他除了在家里教我的弟弟们读书以外,也十分无聊,在生疏的北京,又不知道有什么正当的娱乐场所,他就常到米市大街基督教青年会去看书报、打球,和青年会干事们交上朋友(他还让我的大弟谢为涵和他自己的儿子杨建辰到青年会夜校去读英文)。当我舅舅向他的青年会干事朋友打听有什么好的女子中学的时候,他们就介绍了离我们家最近的东城灯市口公理会的贝满女子中学。
我的父母并不反对我入教会学校,因为我的二伯父谢葆珪(穆如)先生,就在福州仓前山的英华书院教中文,那也是一所教会学校,二伯父的儿子,我的堂兄谢为枢,就在那里读书。仿佛除了教学和上学之外,并没有勉强他们入教。英华书院的男女教师,都是传教士,也到我们福州家里来过。还因为在我上面有两个哥哥,都是接生婆接的,她的接生器具没有经过消毒,他们都得了脐带疯而夭折了。于是在我和三个弟弟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去请教会医院的女医生来接生。我还记得给我弟弟们接生的美国女医生,身上穿的都是中国式的上衣和裙子,不过头上戴着帽子,脚下穿着皮鞋。在弟弟们满月以前,她们还自动来看望过,都是从山下走上来的。因此父母亲对她们的印象很好。父亲说:教会学校的教学是认真的,英文的口语也纯正,你去上学也好。
于是在一九一四年的秋天,舅舅就带我到贝满女子中学去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