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福建文学》1982年第10期)
我的父母之乡
清晓的江头,
白雾茫茫;
是江南天气,
雨儿来了——
我只知道有蔚蓝的海,
却原来还有碧绿的江,
这是我父母之乡!
——《繁星》一五六
福建福州永远是我的故乡,虽然我不在那里生长,但它是我的父母之乡!
到今日为止,我这一生中只回去过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一一年,是在冬季。从严冷枯黄的北方归来,看到展现在我眼前的青山碧水,红花绿叶,使我惊讶而欢喜!我觉得我的生命的风帆,已从蔚蓝的海,驶进了碧绿的江。这天我们在闽江口从大船下到小船,驶到大桥头,来接我们的伯父堂兄们把我们包围了起来,他们用乡音和我的父母热烈地交谈。
我的五岁的大弟弟悄悄地用山东话问我说:“他们怎么都会说福州话?”因为从来在我们姐弟心里,福州话是最难懂难说的!
这以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就过起了福州城市的生活。新年、元宵、端午、中秋……岁时节日,吃的玩的都是十分丰富而有趣。特别是灯节,那时我们家住在南后街,那里是灯市的街,元宵前后,“花市灯如昼”,灯影下人流潮涌,那光明绚丽的情景就说不尽了。
第二次回去,是在一九五六年,也是在冬季。那时还没有鹰厦铁路,我们人大代表团是从江西坐汽车进去的。一路上红土公路,道滑如拭,我还没有看见过土铺的公路,维修得这样平整的!这次我不但到了福州,还到了漳州、泉州、厦门、鼓浪屿……那是祖国的南疆了。在厦门前线,我还从望远镜里看见了金门岛上的行人和牛,看得很清楚……
回忆中的情景很多,在此就不一一描写了。总之,我很喜欢我的父母之乡。那边是南国风光,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小溪流更是清可见底!院里四季都有花开。水果是从枇杷、荔枝、龙眼,一直吃到福桔!对一个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惬意的呢?
我在故乡走的地方不多,但古迹、侨乡,到处可见,福建华侨,遍于天下。我所到过的亚、非、欧、美各国都见到辛苦创业的福建侨民,握手之余,情溢言表。在他们家里、店里,吃着福州菜,喝着茉莉花茶,使我觉得作为一个福建人是四海都有家的。
我的父母之乡是可爱的。有人从故乡来,或是有朋友新近到福建去过,我都向他们问起福建的近况。他们说:福建比起二十多年前,进步得不可辨认了。最近呢,农业科学化了,又在植树造林,山岭田地更加郁郁葱葱了。他们都动员我回去看看,我何尝不想呢?不但我想,在全世界的天涯海角,更不知有多少人在想!我愿和故乡的人,以及普天下的福建侨民,一同在精神和物质文明方面,把故乡建设得更美好!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原载《福建画报》1983年第1期)
我的故乡
我生于一九○○年十月五日(农历庚子年闰八月十二日),七个月后我就离开了故乡——福建福州。但福州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我的故乡,因为它是我的父母之乡。我从父母亲口里听到的极其琐碎而又极其亲切动人的故事,都是以福州为背景的。
我母亲说:我出生在福州城内的隆普营。这所祖父租来的房子里,住着我们的大家庭,院里有一个池子,那时福州常发大水,水大的时候,池子里的金鱼都游到我们的屋里来。
我的祖父谢銮恩(子修)老先生,是个教书匠,在城内的道南祠授徒为业。他是我们谢家第一个读书识字的人。我记得在我十一岁那年(一九一一年),从山东烟台回到福州的时候,在祖父的书架上,看到薄薄的一本套红印的家谱。第一位祖先是昌武公,以下是顺云公、以达公,然后就是我的祖父。上面仿佛还讲我们谢家是从江西迁来的,是晋朝谢安的后裔。但是在一个清静的冬夜,祖父和我独对的时候,他忽然摸着我的头说:“你是我们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地读呵。”说到这里,他就原原本本地讲起了我们贫寒的家世!原来我的曾祖父以达公,是福建长乐县横岭乡的一个贫农,因为天灾,逃到了福州城里学做裁缝。这和我们现在遍布全球的第一代华人一样,都是为祖国的天灾所迫,飘洋过海,靠着不用资本的三把刀,剪刀(成衣业)、厨刀(饭馆业)、剃刀(理发业)起家的,不过我的曾祖父还没有逃得那么远!
那时做裁缝的是一年三节,即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才可以到人家去要账。这一年的春节,曾祖父到人家要钱的时候,因为不认得字,被人家赖了账,他两手空空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等米下锅的曾祖母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沉默了一会儿,就含泪走了出去,半天没有进来。曾祖父出去看时,原来她已在墙角的树上自缢了!他连忙把她解救下来,两人抱头大哭;这一对年轻的农民,在寒风中跪下对天立誓:将来如蒙天赐一个儿子,拼死拼活,也要让他读书识字,好替父亲记账、要账。但是从那以后我的曾祖母却一连生了四个女儿,第五胎才来了一个男的,还是难产。这个难得出生的男孩,就是我的祖父谢子修先生,乳名“大德”的。
这段故事,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的感触也极大!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树,他的第二代就是树枝,我们就都是枝上的密叶;叶落归根,而我们的根,是深深地扎在福建横岭乡的田地里的。我并不是“乌衣门第”出身,而是一个不识字、受欺凌的农民裁缝的后代。曾祖父的四个女儿,我的祖姑母们,仅仅因为她们是女孩子,就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当我把这段意外的故事,告诉我的一个堂哥哥的时候,他却很不高兴地问我是听谁说的?当我告诉他这是祖父亲口对我讲的时候,他半天不言语,过了一会儿才悄悄地吩咐我,不要把这段故事再讲给别人听。当下,我对他的“忘本”和“轻农”就感到极大的不满!从那时起,我就不再遵守我们谢家写籍贯的习惯。我写在任何表格上的籍贯,不再是祖父“进学”地点的“福建闽侯”,而是“福建长乐”,以此来表示我的不同意见!
我这一辈子,到今日为止,在福州不过前后待了两年多,更不用说长乐县的横岭乡了。但是我记得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年之间我们在福州的时候,横岭乡有几位父老,来邀我的父亲回去一趟。他们说横岭乡小,总是受人欺侮,如今族里出了一个军官,应该带几个兵勇回去夸耀夸耀。父亲恭敬地说,他可以回去祭祖,但是他没有兵,也不可能带兵去。我还记得父老们送给父亲一个红纸包的见面礼,那是一百个银角子,合起值十个银元。父亲把这一个红纸包退回了,只跟父老们到横岭乡去祭了祖。一九二○年前后,我在北京《晨报》写过一篇叫做《还乡》的短篇小说,就讲的是这个故事。现在这张剪报也找不到了。
从祖父和父亲的谈话里,我得知横岭乡是极其穷苦的。农民世世代代在田地上辛勤劳动,过着蒙昧贫困的生活,只有被卖去当“戏子”,才能逃出本土。当我看到那包由一百个银角子凑成的“见面礼”时,我联想到我所熟悉的山东烟台东山金钩寨的穷苦农民来,我心里涌上了一股说不出来难过的滋味!